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邓小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开拓奠定了根本性的历史基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我国国家治理一切工作和活动都依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开，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及其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1］这意味着，邓小平也奠定了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历史基础。现代化的制度是现代化治理的重要保障，现代化正是邓小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价值取向。

一、邓小平深刻认识到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基本潮流

任何国家要想顺利发展，都必须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顺应社会历史发展的大势。任何国家的存在和发展都不是孤立的，而是高度融合在世界发展的整体潮流中。在一定阶段，历史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具有一定的共性特征。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勃兴以来，现代化就成为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潮流。作为世界一员的国家或地区，必须正确把握和积极顺应现代化的潮流，不能逆历史的大潮而动。

认清世界发展的大势，认清世界发展的规律，也是改革开放必须要面对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准确判断历史发展的大势，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航向，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准确立足于中国现代化的立场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走向现代，成为邓小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取向。

为了更好地展开论述以及避免引起误解，本文首先界定相关基本概念，预先解释相关理论问题。

一是关于现代化的内涵。现代化是动态的名词，具有时间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双重属性。作为时间尺度，现代化指中世纪结束后至今的历史，也就是从封建社会或者前资本主义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来的历史。作为价值尺度，现代化指新的时代特征，也就是资源配置方式上的市场经济、产业结构上的工业化以及信息化。现代化的基础是经济发展，但单纯的经济现代化是不够的，也是不可持续的，必须同时在政治以及价值观层面实现现代化。经济发展是现代化的物质层面，政治发展是现代化的制度层面。

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中经常使用的概念。1954年9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2］。1963年1月，他在上海市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说，“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3］改革开放以来，中共经常使用“四个现代化”等概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有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议，主要侧重于现代化的政治立意。

二是关于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如何理解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一种认识简单地将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这是不准确的。马克思的确把“现代生产方式”概括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从十六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概括为“资本主义时代”。这种概括很容易引起理论上的误解，导致现代化被狭隘地理解为资本主义化。产生这种误解的原因是，持这种认识的人对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概念缺乏准确全面的认识。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生产力是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生产关系是生产方式的社会形式。将现代化等同于资本主义化的认识，只是片面地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成现代化的主要因素，而忽视了资本主义造成的巨大的生产力，特别是大工业产生带来的生产力飞跃。

三是现代化与现代性的关系。现代化是现代性的过程，现代性是现代化的结晶。现代性是现代化呈现出的属性与特征，两者之间具有因果属性。现代性是个哲学概念，是从哲学层面审视现代化历程的范畴。现代性是指思想态度与行为方式。现代性体现在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领域，制度安排与行为方式可以体现现代性。本文“走向现代”的说法，既指作为过程的现代化，又指作为特征与属性的现代化。在表示动态意义的语境中，使用现代化的说法较为合适；在表示静态意义的语境中，使用现代性的说法较为合适。不管是动态还是静态，采用走向现代的说法是合适的。因此，本文用“走向现代”的说法，旨在动态和静态双重意义上考察邓小平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