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外向型经济大省，江苏“总部经济”持续释放着“磁吸力”。截至2019年底，全省累计认定跨国企业地区总部与功能性机构258家，总量居全国前列，发展规模持续扩大、功能形态不断完善。今年以来，在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我省南京、苏南等地，“总部经济”显示度不断提升，随之释放出的“总部效应”，愈发坚定了各地融入全球产业链高端和创新链核心的决心。 后疫情时代，如何把握优势，加强规划引导，不断提升总部经济的“乘数效应”，为江苏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强大的动力？记者近日对三位业界专家进行了专访。

访谈嘉宾：

林康：江苏省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章寿荣：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研究员 吴福象：南京大学经济学院产业经济学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记者：后疫情时代，总部经济如何释放活力？

林康：总部经济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背景下出现的一种高端产业组织形态，可形成资源大规模整合，具有产业集聚、税收带动、扩大就业、资本放大等诸多外溢效应。对江苏来说，为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激发经济发展内生动力，需要聚焦重点环节，引领总部经济能级提升、高端攀升，助力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章寿荣：总部经济作为价值链的高端环节和主导部门，是当今推动世界区域和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也是后疫情时代维护产业链稳定运行和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的重要抓手。概括说来，至少可以通过三条途径来释放其活力：

一是基于集约发展和创新要素集聚的总部经济，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变。总部经济突破了资源、能源、土地和环境等要素供给制约，缓解了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而总部经济对人才、知识、技术、信息等创新要素的需求也加速了创新型经济的发展。 二是基于现代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总部经济，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总部经济的主要内容是价值链两端的研发、设计、品牌、营销、物流、商务、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更高的附加值，是产业发展的高级形态，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核心部门和中坚力量。 三是基于国内价值链构建和延伸的总部经济，有利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在疫情冲击的全球化新背景下，原本跨越国界的产业链逐渐呈现纵向缩短和横向集聚态势，再加上我国拥有的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使得通过构建和延伸国内价值链来发展总部经济成为必然选择。

吴福象：当前，全球供应链体系面临再造，大国经济体之间的技术脱钩风险加大。在这些大背景下，总部经济的形态和构成也会发生较大的蜕变。首先，从形态上讲，原有的三种总部经济类型，包括综合性总部经济、区域性总部经济和专业性总部经济等会加速分化。其中，综合性总部经济会伴随着内外经济双循环的深入推进，那些拥有高级创新资源的一线城市，会有更多的发展机遇，通过不断虹吸外围高端生产要素和人才资源，逐步替代早期外向型经济模式下国内制造业企业对国外高级技术的需求，进一步加速崛起。其次，对于那些区位优势较好的节点城市，依托交通枢纽和产业基础，也能强化其区域性总部经济地位。最后，专业性总部经济可能会加速分化，一部分专业性总部经济基地，可以充分发挥其地方化产业基础并依托国内经济循环而加速崛起，另一部分则会加速陨落。

记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对江苏总部经济有何影响？

吴福象：在以全球经济为空间分析尺度的大循环体系中，美国由于持续加大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客观上导致原本参与美国经济和技术循环的中资企业，被迫选择替代技术载体和对象。在此种格局下，日本和欧洲明面上配合美国扼制和封锁中国的需要，暗地里却加速抢占和替代原本属于美国的技术片断。为此，在世界范围的总部经济和工厂经济分离的大背景下，江苏的外向型经济对象就会逐渐转向欧洲。伴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化和欧洲班列频次的增加，未来这种趋势还将进一步持续和强化。

章寿荣：疫情以来，国际市场需求低迷和国际投资萎缩给江苏开放型经济发展带来了巨大压力。但令人欣慰的是，今年以来江苏外资逆势增长。按商务部口径，今年1-7月，江苏实际利用外资136.6亿美元，同比增长0.7%，继续名列全国首位。国家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战略转变，为江苏外资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很好的契机。一方面，江苏应当利用外资的基础优势，不断提高引资质量，加快创新要素集聚；另一方面，江苏应当进一步重视开拓和依托国内大市场，逐步将加工生产制造基地转移到中西部或周边欠发达地区，自身则致力于发展以生产性服务业为主体的总部经济，积极培育“链主”企业，以总部经济来促进“江苏制造”转型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