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供需升级、企业改革和宏观调控有的放矢地推进“双循环”，数字经济可谓润物细无声地渗入经济运转的细枝末节，其独特优势将从三个方面改造经济格局，驱使中国以“精致”双循环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包括延迟满足，非线性驱动“内循环”的价值创造路径;精细运作，降低循环节点上的无谓福利损耗;专注深耕，以提升产品不可替代性链接内外循环。

当前，数字经济奠定全球竞争新赛道。今年疫情冲击下全球经济供需两弱，而创造性破坏的力量也正锻造出升维竞争的新赛道，从上半年数字经济企业的业绩表现看，数字经济对全球经济的全面改造已进入实质性阶段，且自我强化还将加速兑现。一场意欲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的数字革命蓄势待发，全球经济、贸易关系、国际格局乃至货币秩序的历史拐点业已到来。

数字经济是以数据为生产要素、以载体升级(现代信息基础设施)为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手段，广泛参与到生产、交换、分配及消费等过程中重构商品价值，促进实体经济效率提升与结构优化的新型经济生态。因此，广义的数字经济不仅涵盖应用层级的数字化创新，还包括了以半导体、硬件技术、区块链、数字货币等通用技术平台的搭建，渗入“双循环”体系的每个环节。而数字经济的特有属性与优势，将在整体上潜移默化地优化“双循环”的质量，驱使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精致化。我们认为，数字经济所打造的精致“双循环”主要有以下三层含义。

第一，延迟满足的精致--非线性驱动“内循环”的价值创造。数字经济在价值创造过程中，呈现出与传统经济相反的凹凸性(如下图所示)。初始阶段，传统经济的要素投入产出几乎成正比，能够迅速通过消耗资源换来经济的增长。而数字经济的初始投入却较难即刻产生收益，现代信息网络的建设、算法算力的突破乃至用户数字习惯的培育均需要消耗大量的资金、人力与时间。此外，区别于传统经济“即投即用”的生产方式，数字经济唯有基础设施一并完备，方能启动价值创造，因而难以及时获得正收益的反馈，存在收益“真空期”。

这也是大多互联网企业在上市时未能实现正的净利润的主要原因。然而，一旦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完毕，与传统经济的边际效益递减截然相反，数字经济的价值创造路径却是呈指数级上升的。这主要是由于，其一，数字化产品的边际成本接近零，令排他性供给成为可能。其二，数字化平台集结人的创造力，通过最小化生产单位撬动海量数据价值，形成规模效应。凭借模式创新与无损共享的加持，数字经济发挥“杠杆效应”，为资源瓶颈下的经济可持续增长指明了方向。

量变总是发生在质变之前。过去40年要素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见效快，能够帮助中国快速跻身世界前列，是适应当时国情的历史选择。而在当前人均GDP跨越1万美元大关的新背景下，资源与资本边际回报递减，追求精致“双循环”转而成为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方向。回顾过去20年，以电商、社交平台、移动支付为代表的平台型数字经济迎来爆发式增长，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消费习惯。但其过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裹挟着4G网络的普及、智能手机的推广和用户习惯的引导而来。反观今日，我们正处于一个新的数字经济价值创造曲线的前端。5G、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的新基础设施初具雏形，可以预期在基础设施完备之后，产业数字化的浪潮也将随之而来，而其增长的速度与广度或比消费互联网更为惊人。

第二，精细运作的精致--降低循环节点上社会福利的无谓损耗。传统经济学中，由于中介的层层嵌套，生产端与消费端之间存在割裂，生产者难以即时获知消费者的实际需求，形成两大弊端。其一是匹配质量低，产能与需求无法完全匹配，比如在打车市场中，空车与乘客打车困难的现象可能同时并存。其二是生产周转慢，由于企业无法动态感知需求的变化，往往会出现积压存货、供不应求等状况，造成企业利润的摩擦损失。这也是周期品价格波动的重要来源。因此，达成市场均衡的供给与需求均小于真实情形，从而构成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数字经济上半场以平台型互联网企业为代表，发力点即是降低搜寻成本，初步实现匹配质量的改善。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借助数据搜集、算法优化等途径，识别并调配多余产能与未被满足的需求相结合。另一方面，去中介化降低生产者的潜在成本和进入门槛，吸引更多生产者进入相关领域，进而推动商品种类增加，提高消费者福利。新均衡在降低价格的基础上提升了产量，是一种显著的帕累托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