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颗金星

就没有了生命

作者：吴海勇（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二处处长，上海市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研究员）

按照周恩来指示，会议秘书处四位工作人员上台，各执一角，展开红绸黄星的五星红旗。夏衍眼疾手快，在五星红旗“分解图”右侧迅速记下这一历史场景的时间：“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七日下午九时三十五分全场一致通过。”

它引我们前进

1949年7月14日起，《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纷纷刊载《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曾联松从报上获知此消息时，他的身份正处于从现代经济通讯社秘书向上海市供销合作总社调研科副科长的转换中。

就单纯票选而言，代表第四类设计图案的复字第一、二、三号三图得票相加，赞成票就超过了政协代表的半数。照理说，这就获得了大多数代表的赞同。然而，与会者对此结果普遍不满。还有一些代表推荐其他图案。总之，政协代表对国旗图案的意见分散、莫衷一是，当时第六组秘书彭光涵住在中南海，沈雁冰为此嘱咐彭尽快向毛泽东、周恩来汇报当前困难情况，请示办法。

庄严的旗

像爱自己的心

《光明日报》（ 2022年09月16日16版）

于是，就印制了《国旗图案参考资料》。该资料小册子共收国旗图案38个，所收图案因经过复选，一律编以“复字”某号。其中既有朱德、吴玉章、郭沫若这样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又有张仃、钟灵、阳太阳、莫宗江等知名美术家，学美术出身而以诗歌闻名于世的艾青也有设计奉献。其中位列“复字第三十二号”的，正是曾联松的设计。不过，图文皆经过了修改，不仅大五角星去掉了镰刀斧头图案，且对说明文字作了简化与修正，四颗小五角星原解释为对应“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他民主人士等四大阶级与集团”，已调整为：“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四大阶级。”与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观点保持一致。相应修改，据第六小组秘书彭光涵追述，是经小组讨论商定后由其改定。

那里就胜利

我们守卫它

朝向一颗大星

身为第六小组聘请专家的艾青，当天创作《国旗》一诗，抒发了其躬逢盛事、亲证“五星红旗”诞生经过，诗情奔涌的心声——

当夜，第六组开会汇总分组讨论情况，发现有关国旗图案的意见最多。大多数代表都同意红旗角上有一星及一黄条的图案，只是对于星的颜色、黄条的粗细、位置、长短及象征的说明，略有不同意见。此外，还有三类意见值得注意。一是有人主张不应避免用镰刀斧头，否则工农即无法表明。二是主张采用朱德设计的复字第十五号（红五角蓝地红旗图案），有张治中、邵力子、陈劭先等18人赞成。三是胡厥文、李烛尘、雷荣珂等15人主张采用复字第三十二号，即曾联松的设计图案。

应当是在8月上旬的后几天，曾联松完成国旗图案的设计工作。他不仅用蜡光纸剪贴出国旗图案，还撰写了“国旗的意义”与“国旗的制法”，又原样复制了一份自留。随后，他另取一纸，留下现代经济通讯社为通讯地址，作为底页，而在封皮纸上端端正正写上“国旗国徽与国歌”“设计者曾联松一九四九年八月”字样。事毕，曾联松小心地将国旗设计稿对折起来，为避免在大五角星上留下折痕，有意在大五角星与小五角星之间再作一折，然后连同说明文字装入大信封寄出。

我们跟随它

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第一届全体会议第六天大会，就新中国国都纪年国旗国徽国歌方案付诸表决。曾联松设计的国旗方案不仅获得顺利通过，而且获得了“五星红旗”的名称。曾联松的设计稿仅强调“黄金色巨型五角星”与“四颗黄金色的中型五角星”的意义，并提及“旗面为红地”，但没有提出该旗应称何旗。

颇具历史巧合性的是，就在9月23日当晚，毛泽东、朱德宴请程潜、傅作义、李书城等26名国民党起义将领。张治中直言不讳地指出，他反对用一颗星加一条横杠代表黄河图案，红底代表国家和革命，中间有一条杠，有分裂国家、分裂革命之嫌。况且以一条杠代表黄河也不科学，老百姓会联想到孙猴子的金箍棒！这一观点在政协代表中颇具代表性。吴藻溪委员两天后（9月25日）写信表达的意见与此不谋而合。

就在那天会议上，马叙伦代表国都纪年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委员会，向大会提交的《四个决议草案》显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红地五星旗，红色象征革命，五颗黄星象征中国革命人民大团结。”可见提交大会审议的国旗初名为“红地五星旗”。